16. 中国石油公司 1946年8月至1949年5月
中国石油公司系由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改组而成立的。大部份人员来自重庆的甘肃油矿局。由国外物资组转过去的仅尤寅照、曹祖娥及我三人。不久尤寅照辞职去中国银行陈长桐的外汇管理处工作。
1946年阴历7月18日我的大儿生于北京路宏仁医院，当时住愚园路经济部宿舍。开哥嫂大约早半个多月生小儿。记得在溪家新建的汾阳路住宅，请小儿的满月喜酒。不久我大儿满月，喜酒在愚园路我宿舍左邻的好莱坞舞厅请西餐。之国热情帮忙，一切由他安排。记得之国取「五子登科」的吉利把餐桌分成五长条，每条上放一大盘红喜蛋。分由开哥、芳嫂、我、中贤、和昌弟分坐五个主位。到亲友同学同事等宾客百余人。
开哥已于1946年6月7日去南京出任交通部材料司司长。乡间哄传，欣羡赞誉，因系我们第一人任高职。有人劝我也去材料司，弄个相当的位子，我曾仔细考虑过，未采纳此建议。
我当时及以前的想法是:开哥提携我出来，自百水桥开始到香港，增加了阅历。再经新、缅、印、渝等地的几年工作经验，有了做事的独立能力。我对国家原本有实业救国的思想，认为一国无工业就无富强独立。一个人也如此，没有经济实力，就难以创业，但也有白手起家的例子。我们老家无底子，只有经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步步走。自己读书不兴，做官要讲资格无望。所以自己想如何从经商着手积攒再办实业的路子，凭自力创业，就毋须什么资格了。如果我想再跟开哥，一则有如红楼梦中所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可能。再则工作做好了，自然应该，但做坏了，反而将连累开哥。三则自己亲兄弟，难免被人议论任用私人，不利开哥进一步的发展。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想法，倒使我免去了一场灾难。傅元庆当时失业来沪看我商量，经我介绍给开哥进了材料司。但在后来的十年动乱中，他由于同沈惠林都在材料司工作过，因此牵连，吃了不少苦头，差点送了命，而我就因未入材料司未遭此难。
自开哥出任材料司司长之后，大姐夫、浩然叔等均来过南京，意欲求职。我知道开哥，实有困难，一则自己人太亲了，而根本的原因，无适当工作可以安排，否则如确有专长才能，自也可不避亲戚之讳。他们心中有不满之意，实属两难。
我对乡里亲友邻居有极深厚的同情心，觉得种田或教书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如何能以自己的一点力量，加以帮助？靠介绍工作，谋小事，又有上述困难，因此一直有办实业的想法，自己有了实力，即在我村东面，我家尖头田，高干柯埄建造榨油厂，砖瓦厂等，或再办织布厂，为妇女也创造就业机会(当时马杭桥已有小织布厂)。我村水路可直通常州和戚墅堰，交通方便，虽距离较远，但对成本无多大影响。人员全用乡人，自家人及近亲。如请景祥伯、昌弟等担任董事(以大喻小)开甲哥担任经理，因他经过商，乡下情况及人头熟，也有点能力，只要我们掌握得当，就不至于豁边。请大姐夫掌握财会，二姐夫主持内务，仲祺等也可吸收进来。工人左邻右舍，由近而远，本村开始，为经营得好再扩大吸收外村人。这样就可根本解决:乡亲们对我们在外面做事的人的企望和要求推荐点事做做，或借点钱用用。如能办得好，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也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此外我想到，我是靠免费才能读完高中而跳出乡土的。也应对本乡本村的有天资的儿童给以读书的机会，所以请浩然叔等以较高待遇，安心办好茅堰义务小学。有前途可造就的学生，就资助逐步深造。但时代不同了，空想而已。
我在中国石油公司担任水运工作，常与海关、船公司、运输行业接触，对进出口贸易运输较熟。同时有以上的遐想，所以想从运输业着手，一步步从小到大为自己创业打基础。曾与人办过二次运输报开行，时在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但都未能成功，有愿难偿。
1946年大约是9、10月，景祥伯来沪游览，住武昌路晓生弟家。我闻悉后，择一星期日。时我仍住愚园路宿舍，正好昌弟也在沪。向俞惠芳嫂借得一辆小轿车，我自己驾驶，同中贤、昌弟先开到宝山路即现住家。察看已分配给我新修的宿舍，再开到武昌路邀请景祥伯和晓生弟坐车回愚园路家中吃午饭，下午休息后，又开到中山公园等处游玩，晚饭后再送他们回家。景祥伯回乡后逢热人便说我会开车，坐过了小轿车，非常高兴。景祥伯和父亲相处一生，似亲兄弟。父亲在外工作，承他诚心照料，一切事和他商量，无不尽力帮助，安排妥贴，如造屋及父亲丧事等等。能有此机会，请他坐车游公园，聊表我们的一点心意。
1947年大约是秋天，姑母时在城中，随大姐夫有事来沪，一时兴起，姑母也随大姐夫同来沪，生平第一次。到后我和中贤都非常高兴，也趁星期日，向同学王务襄借了他父亲的一辆吉普车，游了龙华等处，并似曾到交通大学，找徐同生同游，因他不在未遇。姑母不肯多住，仍随大姐夫返常。姑母一生，除以前曾坐烧香船去杭州烧香游玩过一次外，未到其他地方去过。此次偶然的机会能来上海一游，出乎意外，至为高兴。
1948年4月下旬，我请母亲和昌弟来沪，准备去杭州游览。姑母因去过了，留在乡下家中看家。来沪住二三日后，我们坐早车到杭州，住在相距湖滨不大远的一家旅馆中，饭后稍休息，即到湖滨公园一带走走，观看西湖景色。并漫步游览了街景，旋即回旅店休息。那时交通不便，开哥曾写了一张名片介绍联系汽车周游。但在旅馆中听有的游客说，坐汽车太快一瞬而过，倒不如坐黄包车沿途可仔细观赏。我闻后觉得有道理，就当晚包了三辆黄包车，明日游一天。翌晨用过早点，即坐车慢慢的拉着经湖滨，沿里西湖，过断桥，玩了花港观鱼等多处，最远到灵隐。母亲非常虔诚，挂了黄布烧香袋，见到庙宇菩萨，就点香烛跪拜，祝佑所有亲人家家平安，后经苏堤而返，整整一天。游后我们觉得黄包车拉得慢，可以称心多看四周景色，确比汽车一晃而过为好。次日坐船游湖，在三潭印月或楼外楼巧遇鼎三夫妇及其兄妹等也来游西湖，见面谈笑一刻，各自分开续游。第三天乘公用汽车去六和塔，观看钱塘江大桥，又进山到虎跑泉，午后回城，似到浙江大学校前看了一下，再回旅馆，结帐取物稍休息后即乘车返沪。曾拍过一卷照片，十年动乱中已毁失，可惜之至。
1949年阴历新年，我曾与中贤，当时怀孕(小儿)在身，带了大儿回乡下家中，和母亲、姑母、昌弟过了一个新年。这年阴历2月16日小儿生在苏州河畔的公济医院，满月时家中请了二席喜酒，都是中国石油公司的同事。这是小儿子的照片。
1949年初，中国石油公司人员，有分批调台湾计划。当时我的想法是:听候调派。记得曾去过二批，后来又有一部份人，从台湾再调回上海。
4月底，昌弟来沪探望。 5月间开哥芳嫂和三姪决定离沪，也为昌弟买好了机票。但最后上机前，昌弟孝思母亲姑母在乡，毅然让去机票留沪，未随哥嫂前去。我南洋中学同学尹钟逵原在台湾工作，四月间携家返沪，稍停留即送家眷回江西上犹老家。昌弟与钟逵，现在看来，正好一可走而不走，一可不回而回，从此乐苦颠倒了几十年。又想到刘之国的离沪去港，也可说是苦乐颠倒了。此是否命运呢，我不信命运，是一个人的思想在当时特定环境中的并无预见的决定而已，但后果竟有如此的不同，就无法解释了。
想到昌弟的一生，实为他可惜，倘非自小成疾，则自亦读书工作在外。他凡事认真，记忆力强，如一直上学，成就必在我上。再如当时随哥嫂外出，也可能做点工作，必另有一番景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