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1. 孩童时代,亲人,家境

我于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阴历)出生在江苏武进茅堰村,姊妹兄弟五人,有大姊,二姊,开哥,我,和昌弟。五岁前身体不大好,常要生些病,由舅公来治好。因此为我寻了一位施姓寄娘,有了寄娘就有所寄托牢靠了。虽是迷信,但我五岁后身体倒也好起来了,一直至六十八岁,从未生过大病,只偶然在南京时生过一次疟疾,在仰光时发过一次烧,人也未困倒。

记得五岁时大姊教我读方块字, 到七岁进顾焕清姊夫坐的私塾,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我天资迟钝,记忆力极差,背书是我最头痛的事。好不容易把当天的新书念熟,应付了明天上午的背诵,但要我再背前几天的课文,则断断续续的背不完整了,不免吃手心。因此我对种田倒有点兴趣,曾想不读书种田,但家中不肯,书香门第,怎能不念书,只好苦挨,连读了三年。

我刚进私塾时,好像开哥已在礼嘉桥小学毕业,就到江阴入南菁中学读初中去了。放寒假回来,新年中,父亲不让我和昌弟到外面去玩,由开哥教我们先下五子棋在家玩,后来就学围棋。我对围棋的爱好,可说是从小而来的。也由于天资关系,水平无论如何也提不高。后来记得在新加坡,仰光时和元伦曾下过几次,在重庆复兴公司和上海石油公司同同事下过,此外就无对象无法下。待一九六零年上海棋社成立后,除十年动乱期间外,我有空就去棋社,尤其退休后几乎每天都去,好在水平相仿的退休老头多,对手总会有的。这是老年最容易消磨时间的好去处。

我的父亲

我五岁前,父亲大概在某处坐书房教书,五岁后去上海董家工作,所以经常不在家,到傍晚始回家,因此我印像不深。在开封某厂任文书后回家又坐了书房,白天要教七八个学生的书而辛劳,因此在1938年5月12日晚突然中风,医治无效而逝世。当时开哥和我已在香港(已记不清同父亲通信情况及何时离开开封回家)如可能通信,请父亲经武汉到广州来香港,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父亲的寿恐可超花甲过古稀也说不定,所以我想父亲的早逝,是未尽他的天年的。

我的母亲

母亲勤劳持家,节俭成风,善待翁婆,姑嫂和睦,真是不易。姑母三十早寡又殇子,实属不幸。此后在常州清净居吃长素念佛修行终生。与母亲相处融洽,每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家中相帮。我家逐年一季春蚕,还养点秋蚕,是当时家庭经济的大来源。当蚕上簇时,全家母亲,姑母,未出嫁前的大二姊,昌弟,还有临时请来帮忙的大叔等,真是日夜全力以赴,忙到全部上簇作茧,采茧为止。我1932年春因上海一二八战争停课在家帮助而经历到养蚕的辛苦。

我记得昌弟小时,开哥为他拍过一张照片,大约五六岁,未发病前,春夏之交,穿的夹衣,面容胖胖,身体矮壮,精神很好,有乡村小孩的粗野气。可惜那张照片,可能与其他许多照片都被毁了,真是可惜。昌弟的一生是惨痛的一生,小时因病缀学,中年又戴上地主帽。因我家向来开明,昌弟人缘又好,幸未受挨打苦处,但几十年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母亲,姑母相继同年去世后,我及大二姊万分耽忧,当时他又不能离村离家,从未一个人生活过,现在怎样能一个人生活呢?但也爱莫能助。不料昌弟毅力超人,自己照料自己生活,尤其在十年动乱中也闯过来了,真可说是奇迹。自1978年按照政策,摘掉地主之帽,恢复公民权利,从此环境,气氛,交往大不一样,尤其和你们海外亲人联系上后,人家又刮目相看了,博士,硕士,人皆钦羡,因此昌弟也受人客气相待了,与过去相比,可说是天上地下了。希望他的身体能保持目前水平,以待来日的团聚。

祖父先我出生前一年去世,年仅五十余岁。祖母似在我十一岁时方去世。好像有一天开哥从苏州的工专返常,到舅家来告知接到电报祖母逝世了,带我乘夜班公司船返家,时属初秋。当时风气要停灵柩在家一年或几年再出殡安葬。至翌年先在庄氏宗祠开吊祭奠,可仰亲友世交前来送礼跪拜,第三日始出丧,从家中场上向西经宗祠,西街头,唐家村,南大河,时家村,后漕,东堰,陆志桥,茅庆桥至五亩头田里的风水先生勘察的新穴安葬。当时为什么未送到小留桥祖茔和祖父柩合葬,我就不知其故了。祖母最大的特点是节俭得不能再节俭了,碗底的糊粥或米粒,一定要舔掉。老来眼睛几完全失明,颈上淋巴腺长得像一个大橡皮球。祖母是位“三从四德”的老式妇女,对祖父有外室,心中虽不快,但又忍受了,影响了眼睛和身体的健康。祖父外室的一位女儿,我们叫她五娘娘,前黄杨岳生的亲戚,到一直与我家母亲,姑母,二姊,昌弟等来往,相处很好。 70年代常带点东西给昌弟,给以照顾。在1979年去世,无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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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家的经济,乡下除稻田二十余亩外,连桑田,旱田,干柯埄等共二十九亩。稻田除自种五六亩外,余出租,每亩收租八九斗或一石,年成欠收,连同自种的仅够全年口粮,年成好则有多余稻谷出售。我家收入以蚕茧二百余元最多,其次父亲工作寄回年约一百几十元,租米收入占比例最小,一家生活日常开支得以维持过去。所以照来源分析,劳力所得费用比较占大部分,出租所得较小,但当时以我家是本村有田最多的一家。兄弟三人又未分家,因此昌弟一人担名,就被评为地主。这也是过去的陈事了,本不用多谈,偶有所忆,顺笔写几句。

我家经济,基本上尚能收支平衡,但我们年大一年,费用也日增。读书是过去书香门第的子弟必经之路。父母思想上统一,宁可平时节省或不惜卖田要为子女读书升学。幸而开哥天资聪颖,礼小,南菁,苏州工专相继毕业,名列前茅。某年暑假,正有病在家,闻浙江大学招生,不顾疾病,当天下午,坐乡下独轮车送到戚墅堰,乘火车赴杭报考,结果考中被录取,当时乡间大学生甚少,年龄最小,浙江大学毕业,尚仅廿二岁。这几年中幸有亲戚借给或资助,得以顺利毕业。此后步入社会,工作顺利,廿年有为,发挥所长。

相比大姐夫的经济情况,不用说读大学,当年即使出国留学亦力有可能,但因大姐夫是独子,不舍远离,只望稍读点书,继承家业即可。

说到二姐夫,家境不裕,所以他自己只有初中程度,未能再深造。此后一直在礼嘉桥小学和本村小学当教员终生。而立之年又患肺疾,可惜那年医药水平有限,竟未能治好,年仅四十余岁就逝世了。二姊拖男带女,经二十年的含辛茹苦,始得好转。

大二姊虽都是封建婚姻,由于二位姊夫都系正直谨慎俭朴之人,一生未遭封建之害,尤以晚年子女个个工作成家孝顺,以补中年之苦而安渡,但大姊不幸未八十而逝,稍有不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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