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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仰光的工作时间最长

从1939年6月至1941年10月,我一直在运输科计核股做进口物资卡片及登记工作直到随赵廷珍同去八莫(Bhamo)。由于我国抗战后,沿海尽失,祗剩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昆明的一条滇缅公路,因此西南运输处仰光分处运输工作日忙,人员也不断增加。尤其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租借法案成立生效,CDS(China Defense Supplies) 物质整船而来就更加繁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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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仰光期间,我们上海青年,有张祖屏,周世俊, 王春元,陈参,马涤原, 沈惠林,刘之国(后不久调腊戍 Lashio 支处)等还有王纯斋。都喜爱运动,就组织了篮球队,下班常去旧跑马场的篮球场练球,认识了当时仰光华侨女子篮球队的队员,曾有较长一个时期共同练习。因此女子篮球队的张瑛,龚瑞英就和陈参,周世俊结婚,现同在上海。还有一位黄至仁也嫁给了一位当时来仰比赛的航空委员会的篮球队队员杨斌。

照片中是部分篮球队队员, 我在左二。

仰光的两个湖,一名 Loyal Lake(Kandawgyi Lake)一名 Victoria Lake (Inya Lake) 前在市内,后在郊外,风景最秀丽。大约是1940年的中秋之夜,月光明媚,我们几人周世俊, 王春元,王纯斋,张祖屏,马涤原和我借了几辆脚踏车并邀请了张瑛,龚瑞英,黄至仁三位同骑脚踏车周游二湖 Loyal 及 Victoria 及仰光郊区,尽兴而回。我不慎在途中翻车,幸还好,只擦去手掌上一块皮(沈惠林,陈参不会踏,没法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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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另一次组织旅游,仍是这几位趁船到扬洞,饱览仰光河景色。在船上我们还借了缅人的装束,照了几张缅装的照。全处还组织一次车游勃固(Bago)离仰光约五六十公里,目的是参观缅甸有名的卧佛。

仰光分处的科长宿舍租赁 Victoria 湖畔的一座木结构西式洋房。即底层不住人,由木柱撑起,离地四五尺才是客厅卧室。屋前一大片草地直到湖边,岸上砌好石台石级,下去即为一湾清沏的湖水,自备有小划艇一艘。所以我们几位青年常在星期日前去度假游泳或打羽毛球桥牌等玩它一天。游泳,周世俊,张祖屏,马涤原,刘之国 和王春元,虽速度并不快,但耐力惊人,游距很远。我虽能游,但耐力极差,大概是心脏不健全,气促,及两臂肌肉不发达所致。

有一次一时兴来,起先也不觉吃力,随他们游往对岸,大约有300余米,到中途已有点觉得臂力不支,此时即使呼救,他们都已到对岸,游来需时,幸我素性不慌张,立刻自觉镇定,用极慢速度改为仰泳,几不化力,只求头能露出水面可呼吸,终于游到对岸,未遭灭顶之祸。如果我慌张,将更气促力乏,即使他们来救,都无救人经验,恐倒反遭不测了。此后我吸取教训,从不再冒险去游距离超过一百米以上的河湖了。我想我不是命不该绝,而是我遇险不惊慌,顶多完蛋的思想,镇定了自己,才救得一命。

照片中右边一位是我。

我们职员宿舍,原住在办公室三楼,后因业务发展,各机关代表云集改为办公室。我们就搬到大金字塔附近的宿舍,有草地可常打羽毛球作乐。后又迁到 Loyal Lake(Kandawgyi Lake)畔的一座也是木结构的大楼房,有相当大的花园草地。我与沈惠林,张祖屏同室。记得老方处长和总处曾昭六秘书长二人同在我们这座宿舍中住了一个时期。老方常在无应酬不外出时,由曾昭六烧煮咖啡,他技术好,分量,水量,时间有经验,煮得特别香,请我们吃,大家围坐闲谈。他们二人都精算命,因此常有人请求批命。我对算命书也学过一点,但未学精。五行相生相克,似有点科学道理,但实非科学。历代命相家借了封建迷信借此骗骗世人而已。我想老方自己也知道其假,不过为在官场,逢场作戏骗骗相信命运的大官或其家属而已,这样易于相熟相处,对做官有好处。但也奇怪,时至今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如此发达,但相信命运的仍大有人在,真是不可思议。

当时我对老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晚我们在宿舍边煮咖啡,边闲聊,谈到三国,水浒等人物故事。老方曾说他最欣赏的是:水浒中智取生辰纲一节。白日鼠白胜挑一担好酒上黄泥岗,口中唱着一首歌词: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当然当时我们曾有议论,内容已不复记忆了。老方做官不大也不算小,但没有官架子,早在香港他也有时到礼顿山道宿舍里来看看谈谈,平易近人,出手大方,有时遇到同事在打小麻将。他也打几副。最近我听沈惠林谈及,老方的1949年留上海,是他自己坚决相信自己算的命而未他去的,这倒有点“宿命论”了。

开哥似到过仰光二次,第一次可能是为兵工署的问题而来。似在元伦家中和楼世武,吴沛奇等作方城之戏。另一次似代表西南总处物资业务组来的,视察了仰光(Yangon)又到腊戍(Lashio)。我与祖屏曾随同去腊戍出差。那时之国任腊戍支处仓库库长,足球名将交通大学的周贤言在任副处长。我先回仰,经眉苗时,巡警说我护照过期被扣二天,寄宿当地华侨会馆,第三日还正式开庭,被罚款十盾始放行。后闻内行人说,在查护照时,你就有数送点钱给警察,就不会扣留了,事实上护照也并未过期。到仰光后,请总领事馆交涉,但认为钱已罚,人也放行来仰,并非大事,不必交涉了,这也是我在仰的插曲之一。

滇缅公路的公私运输量增多,日寇侧目,曾二次在外交上压迫英国人禁运,前一次时间较长,后一次较短。英人在事前也有意放风,让在腊戍的车辆赶时多运一些物资回国。

仰光至腊戍运输主要靠铁路,尚不能满足仰光分处的运量,所以利用伊洛瓦底江水运一小部分物质到八莫,再转运回国。起先数量极少,后来由于在八莫计划筹建的仓库等设备即将完成,仰光分处就指调在新加坡的赵廷珍去八莫任即将新成立的运输事务所所长。此事开始在1941年的七八月份,但不料 C.P. 于八月份被调走,由沈士华来任仰光分处处长,带来秘书沈桂林。因年轻,原系中旅职员,资历不高,因此仰处有些人员不大尊重。幸总务科科长国货银行的江德昌,周世俊和他是同学,我也和他私交不差,所以加以支持,孙的秘书工作就稳定了起来。

仰光同事,照片中左边一位是我。

西南运输处改组为中缅运输总局,系俞飞鹏主持。改组前俞曾来仰光分处视察。我和张祖屏,王纯斋(香港分处秘书王人麟之弟,后曾在驻印总代表处工作,抗战胜利后留印,娶华侨黄姓成家,在50年代曾两次回上海探亲他姊姊,我们曾唔过,但此后迄今无音讯,不知为何?)曾想回国考大学,但因路途遥远,又无把握,即使考取,经济对各人都是问题,所以大家都未下决心。我们曾在华侨缅籍一家姓黄的人家有三位女儿,请她们教英语有半年之久,王纯斋读得最好,祖屏次之,我则未有所长进。

我在新加坡时月薪80元,由于币值高,虽时仅几个月,有点积余,曾汇给当时在成都读大学的尹钟逵一笔学费,又因傅元庆当时在陕西汉中读西北工学院,他家无法汇寄学费,也由我汇给他,他家中再还给我家,这样双方都有利。

在仰光两年余,我除日用外,每月储蓄额四十盾(时月薪为110盾)。我调八莫前约在1941年7,8月份,我将全部储蓄约千余盾汇港给开哥以备寄汇家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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