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16. 中国石油公司 1946年8月至1949年5月

中国石油公司系由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改组而成立的。大部份人员来自重庆的甘肃油矿局。由国外物资组转过去的仅尤寅照、曹祖娥及我三人。不久尤寅照辞职去中国银行陈长桐的外汇管理处工作。

1946年阴历7月18日我的大儿生于北京路宏仁医院,当时住愚园路经济部宿舍。开哥嫂大约早半个多月生小儿。记得在溪家新建的汾阳路住宅,请小儿的满月喜酒。不久我大儿满月,喜酒在愚园路我宿舍左邻的好莱坞舞厅请西餐。之国热情帮忙,一切由他安排。记得之国取「五子登科」的吉利把餐桌分成五长条,每条上放一大盘红喜蛋。分由开哥、芳嫂、我、中贤、和昌弟分坐五个主位。到亲友同学同事等宾客百余人。

开哥已于1946年6月7日去南京出任交通部材料司司长。乡间哄传,欣羡赞誉,因系我们第一人任高职。有人劝我也去材料司,弄个相当的位子,我曾仔细考虑过,未采纳此建议。

我当时及以前的想法是:开哥提携我出来,自百水桥开始到香港,增加了阅历。再经新、缅、印、渝等地的几年工作经验,有了做事的独立能力。我对国家原本有实业救国的思想,认为一国无工业就无富强独立。一个人也如此,没有经济实力,就难以创业,但也有白手起家的例子。我们老家无底子,只有经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步步走。自己读书不兴,做官要讲资格无望。所以自己想如何从经商着手积攒再办实业的路子,凭自力创业,就毋须什么资格了。如果我想再跟开哥,一则有如红楼梦中所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可能。再则工作做好了,自然应该,但做坏了,反而将连累开哥。三则自己亲兄弟,难免被人议论任用私人,不利开哥进一步的发展。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想法,倒使我免去了一场灾难。傅元庆当时失业来沪看我商量,经我介绍给开哥进了材料司。但在后来的十年动乱中,他由于同沈惠林都在材料司工作过,因此牵连,吃了不少苦头,差点送了命,而我就因未入材料司未遭此难。

自开哥出任材料司司长之后,大姐夫、浩然叔等均来过南京,意欲求职。我知道开哥,实有困难,一则自己人太亲了,而根本的原因,无适当工作可以安排,否则如确有专长才能,自也可不避亲戚之讳。他们心中有不满之意,实属两难。

我对乡里亲友邻居有极深厚的同情心,觉得种田或教书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如何能以自己的一点力量,加以帮助?靠介绍工作,谋小事,又有上述困难,因此一直有办实业的想法,自己有了实力,即在我村东面,我家尖头田,高干柯埄建造榨油厂,砖瓦厂等,或再办织布厂,为妇女也创造就业机会(当时马杭桥已有小织布厂)。我村水路可直通常州和戚墅堰,交通方便,虽距离较远,但对成本无多大影响。人员全用乡人,自家人及近亲。如请景祥伯、昌弟等担任董事(以大喻小)开甲哥担任经理,因他经过商,乡下情况及人头熟,也有点能力,只要我们掌握得当,就不至于豁边。请大姐夫掌握财会,二姐夫主持内务,仲祺等也可吸收进来。工人左邻右舍,由近而远,本村开始,为经营得好再扩大吸收外村人。这样就可根本解决:乡亲们对我们在外面做事的人的企望和要求推荐点事做做,或借点钱用用。如能办得好,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也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此外我想到,我是靠免费才能读完高中而跳出乡土的。也应对本乡本村的有天资的儿童给以读书的机会,所以请浩然叔等以较高待遇,安心办好茅堰义务小学。有前途可造就的学生,就资助逐步深造。但时代不同了,空想而已。

我在中国石油公司担任水运工作,常与海关、船公司、运输行业接触,对进出口贸易运输较熟。同时有以上的遐想,所以想从运输业着手,一步步从小到大为自己创业打基础。曾与人办过二次运输报开行,时在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但都未能成功,有愿难偿。

1946年大约是9、10月,景祥伯来沪游览,住武昌路晓生弟家。我闻悉后,择一星期日。时我仍住愚园路宿舍,正好昌弟也在沪。向俞惠芳嫂借得一辆小轿车,我自己驾驶,同中贤、昌弟先开到宝山路即现住家。察看已分配给我新修的宿舍,再开到武昌路邀请景祥伯和晓生弟坐车回愚园路家中吃午饭,下午休息后,又开到中山公园等处游玩,晚饭后再送他们回家。景祥伯回乡后逢热人便说我会开车,坐过了小轿车,非常高兴。景祥伯和父亲相处一生,似亲兄弟。父亲在外工作,承他诚心照料,一切事和他商量,无不尽力帮助,安排妥贴,如造屋及父亲丧事等等。能有此机会,请他坐车游公园,聊表我们的一点心意。

1947年大约是秋天,姑母时在城中,随大姐夫有事来沪,一时兴起,姑母也随大姐夫同来沪,生平第一次。到后我和中贤都非常高兴,也趁星期日,向同学王务襄借了他父亲的一辆吉普车,游了龙华等处,并似曾到交通大学,找徐同生同游,因他不在未遇。姑母不肯多住,仍随大姐夫返常。姑母一生,除以前曾坐烧香船去杭州烧香游玩过一次外,未到其他地方去过。此次偶然的机会能来上海一游,出乎意外,至为高兴。

1948年4月下旬,我请母亲和昌弟来沪,准备去杭州游览。姑母因去过了,留在乡下家中看家。来沪住二三日后,我们坐早车到杭州,住在相距湖滨不大远的一家旅馆中,饭后稍休息,即到湖滨公园一带走走,观看西湖景色。并漫步游览了街景,旋即回旅店休息。那时交通不便,开哥曾写了一张名片介绍联系汽车周游。但在旅馆中听有的游客说,坐汽车太快一瞬而过,倒不如坐黄包车沿途可仔细观赏。我闻后觉得有道理,就当晚包了三辆黄包车,明日游一天。翌晨用过早点,即坐车慢慢的拉着经湖滨,沿里西湖,过断桥,玩了花港观鱼等多处,最远到灵隐。母亲非常虔诚,挂了黄布烧香袋,见到庙宇菩萨,就点香烛跪拜,祝佑所有亲人家家平安,后经苏堤而返,整整一天。游后我们觉得黄包车拉得慢,可以称心多看四周景色,确比汽车一晃而过为好。次日坐船游湖,在三潭印月或楼外楼巧遇鼎三夫妇及其兄妹等也来游西湖,见面谈笑一刻,各自分开续游。第三天乘公用汽车去六和塔,观看钱塘江大桥,又进山到虎跑泉,午后回城,似到浙江大学校前看了一下,再回旅馆,结帐取物稍休息后即乘车返沪。曾拍过一卷照片,十年动乱中已毁失,可惜之至。

West Lake (杭州西湖)Image by 彬彬 王 from Pixabay

1949年阴历新年,我曾与中贤,当时怀孕(小儿)在身,带了大儿回乡下家中,和母亲、姑母、昌弟过了一个新年。这年阴历2月16日小儿生在苏州河畔的公济医院,满月时家中请了二席喜酒,都是中国石油公司的同事。这是小儿子的照片。

1949年初,中国石油公司人员,有分批调台湾计划。当时我的想法是:听候调派。记得曾去过二批,后来又有一部份人,从台湾再调回上海。

4月底,昌弟来沪探望。 5月间开哥芳嫂和三姪决定离沪,也为昌弟买好了机票。但最后上机前,昌弟孝思母亲姑母在乡,毅然让去机票留沪,未随哥嫂前去。我南洋中学同学尹钟逵原在台湾工作,四月间携家返沪,稍停留即送家眷回江西上犹老家。昌弟与钟逵,现在看来,正好一可走而不走,一可不回而回,从此乐苦颠倒了几十年。又想到刘之国的离沪去港,也可说是苦乐颠倒了。此是否命运呢,我不信命运,是一个人的思想在当时特定环境中的并无预见的决定而已,但后果竟有如此的不同,就无法解释了。

想到昌弟的一生,实为他可惜,倘非自小成疾,则自亦读书工作在外。他凡事认真,记忆力强,如一直上学,成就必在我上。再如当时随哥嫂外出,也可能做点工作,必另有一番景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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