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香港一载 (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
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在方兆镐到港后立即成立,开哥任秘书,对外称大陆华行。原已有几位在港搞接运工作,于是扩大成立科室。我经开哥安排在业务科做报表工作。在百水桥时,我工资18元,因吃住均在哥家,不花钱,稍有点钱,就带给家中。到香港后工资经老方批准为六十元,一下子提高了三倍多,那时汇率差不多。除伙食及另用外,住宿不花钱,所以头几个月剩余做了几身西服,大衣等,一变以前的土气。
记得念周,学周随和生舅逃难,曾到过香港暂住,后又回国内经商。和生舅自茅堰逃难时,曾带了西村鹤林哥,奂发弟等挑行李同逃。到港后鹤林哥原在吴忠信家作厨师,但他住不惯要回去,我曾送他上船去沪转乡。奂发则留在新界晋生的一座别墅中看守未回家乡,但奂发迄今无消息,未知是否还在港还在世。曾登报招寻,亦无音讯。
1938年5,6月,准确日期已不复记忆,某日饭后,我收到景祥伯的一封信,开封一看,惊悉父亲已于阴历4月13日突然中风,医治无效而逝世了,当时痛哭不止,立刻找开哥,他已回家吃饭,我先打电话告知有急事相告。赶到他家,开哥芳嫂阅后也悲痛不止。痛感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之苦。因那时经开哥托晋生舅等私人划汇点钱回家的路已打通,慢慢的可多划汇点,则对家中生活可有保证,而父亲突然见背了。后开哥领我到礼顿山上最高处,向北默哀并鞠躬行礼,作为对父亲逝世的丧礼。这是我们在香港时最悲痛的一件事。
我在南洋中学有二位同学,一位叫蔡文德,一位叫陈庆云,碰巧在路上遇见,临时暂住我们在礼顿山道的宿舍中。开哥有日来玩,与陈谈起,悉陈认识沈鼎三。当时开哥与鼎三已失去联络,不明地址。自陈告知后,即函鼎三取得联系(此事我本不知,是鼎三1979年相见时告我始知)后不久鼎三兄来港工作。蔡中央军校出身,闻在台。陈庆云前年在上海见到,曾去泰国探亲,已返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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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国比我们先到港,他被派管理七姊妹仓库。库存中有辆旧轿车。晚上无事我和承健到他库中学开那辆轿车数次。我从此才会开汽车的。
有一次我和之国同到宿舍近旁的利舞台(Lee Theatre)看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旁边正好是母女两人,交谈相识,她们家住榆园。女儿名叫黄书颖,河北大兴县人。父亲在九龙海关工作。我那时廿三岁,也有点想交女朋友,所以我们后来就相互往来,看过电影,到南华游泳场划过船。为时仅数月,我即调新加坡,又调缅甸,一直通信,曾谈及婚姻,报告开哥,芳嫂曾与她们母女见过面,谈过话,但闻可能因当时她家境关系,似已作舞女。我闻悉后自觉伤心,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我逃难回国,从此断绝音讯,此事告终。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可说是又甜又苦的一个插曲罢!
在港时,我最喜欢观看足球。几乎每周要到南华球场或隃园球场,每场比赛必看。青年会发起的篮球赛,好像办事处的同仁也组织过篮球队参加过比赛。
我回忆曾随开哥到九龙去拜见过晋生舅一次,坐谈个把小时。那时他的法国夫人不知在北京还是回法国了。当时和生舅不在,去内地办事了。晋生舅无后,如何下世,何时见背,我未有所闻。和生舅则大约在1960年左右在北京去世的。
芳嫂带宁侄由上海来港时,我也去九龙码头迎接,那时好像是坐的德国邮船,当时可能是时局局势关系,沪港西欧之间特别多的是德意等国的船只。在港经年,有一件遗憾的事,是未曾坐过上山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