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香港一载 (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
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在方兆镐到港后立即成立，开哥任秘书，对外称大陆华行。原已有几位在港搞接运工作，于是扩大成立科室。我经开哥安排在业务科做报表工作。在百水桥时，我工资18元，因吃住均在哥家，不花钱，稍有点钱，就带给家中。到香港后工资经老方批准为六十元，一下子提高了三倍多，那时汇率差不多。除伙食及另用外，住宿不花钱，所以头几个月剩余做了几身西服，大衣等，一变以前的土气。
记得念周，学周随和生舅逃难，曾到过香港暂住，后又回国内经商。和生舅自茅堰逃难时，曾带了西村鹤林哥，奂发弟等挑行李同逃。到港后鹤林哥原在吴忠信家作厨师，但他住不惯要回去，我曾送他上船去沪转乡。奂发则留在新界晋生的一座别墅中看守未回家乡，但奂发迄今无消息，未知是否还在港还在世。曾登报招寻，亦无音讯。
1938年5，6月，准确日期已不复记忆，某日饭后，我收到景祥伯的一封信，开封一看，惊悉父亲已于阴历4月13日突然中风，医治无效而逝世了，当时痛哭不止，立刻找开哥，他已回家吃饭，我先打电话告知有急事相告。赶到他家，开哥芳嫂阅后也悲痛不止。痛感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之苦。因那时经开哥托晋生舅等私人划汇点钱回家的路已打通，慢慢的可多划汇点，则对家中生活可有保证，而父亲突然见背了。后开哥领我到礼顿山上最高处，向北默哀并鞠躬行礼，作为对父亲逝世的丧礼。这是我们在香港时最悲痛的一件事。
我在南洋中学有二位同学，一位叫蔡文德，一位叫陈庆云，碰巧在路上遇见，临时暂住我们在礼顿山道的宿舍中。开哥有日来玩，与陈谈起，悉陈认识沈鼎三。当时开哥与鼎三已失去联络，不明地址。自陈告知后，即函鼎三取得联系（此事我本不知，是鼎三1979年相见时告我始知）后不久鼎三兄来港工作。蔡中央军校出身，闻在台。陈庆云前年在上海见到，曾去泰国探亲，已返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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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国比我们先到港，他被派管理七姊妹仓库。库存中有辆旧轿车。晚上无事我和承健到他库中学开那辆轿车数次。我从此才会开汽车的。
有一次我和之国同到宿舍近旁的利舞台（Lee Theatre）看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旁边正好是母女两人，交谈相识，她们家住榆园。女儿名叫黄书颖，河北大兴县人。父亲在九龙海关工作。我那时廿三岁，也有点想交女朋友，所以我们后来就相互往来，看过电影，到南华游泳场划过船。为时仅数月，我即调新加坡，又调缅甸，一直通信，曾谈及婚姻，报告开哥，芳嫂曾与她们母女见过面，谈过话，但闻可能因当时她家境关系，似已作舞女。我闻悉后自觉伤心，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我逃难回国，从此断绝音讯，此事告终。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可说是又甜又苦的一个插曲罢!
在港时，我最喜欢观看足球。几乎每周要到南华球场或隃园球场，每场比赛必看。青年会发起的篮球赛，好像办事处的同仁也组织过篮球队参加过比赛。
我回忆曾随开哥到九龙去拜见过晋生舅一次，坐谈个把小时。那时他的法国夫人不知在北京还是回法国了。当时和生舅不在，去内地办事了。晋生舅无后，如何下世，何时见背，我未有所闻。和生舅则大约在1960年左右在北京去世的。
芳嫂带宁侄由上海来港时，我也去九龙码头迎接，那时好像是坐的德国邮船，当时可能是时局局势关系，沪港西欧之间特别多的是德意等国的船只。在港经年，有一件遗憾的事，是未曾坐过上山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