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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一載 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 (繁体)

兵工署駐香港辦事處在方兆鎬到港後立即成立,開哥任秘書,對外稱大陸華行。原已有幾位在港搞接運工作,於是擴大成立科室。我經開哥安排在業務科做報表工作。在百水橋時,我工資18元,因吃住均在哥家,不花錢,稍有點錢,就帶給家中。到香港後工資經老方批准為六十元,一下子提高了三倍多,那時匯率差 不多。除伙食及另用外,住宿不花錢,所以頭幾個月剩餘做了幾身西服,大衣等,一變以前的土氣。

記得念週,學週隨和生舅逃難,曾到過香港暫住,後又回國內經商。和生舅自茅堰逃難時,曾帶了西村鶴林哥,奐發弟等挑行李同逃。到港後鶴林哥原在吳忠信小婆家作廚師,但他住不慣要回去,我曾送他上船去滬轉鄉。奐發則留在新界晉生的一座別墅中看守未回家鄉,但奐發迄今無消息,未知是否還在港還在世。曾登報招尋,亦無音訊。

1938年5,6月,準確日期已不復記憶,某日飯後,我收到景祥伯的一封信,開封一看,驚悉父親已於陰歷4月13日突然中風,醫治無效而逝世了,當時痛哭不止,立刻找開哥,他已回家吃飯,我先打電話告知有急事相告。趕到他家,開哥芳嫂閱後也悲痛不止。痛感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之苦。因那時經開哥托晉生舅等私人劃匯點錢回家的路已打通,慢慢的可多劃匯點,則對家中生活可有保證,而父親突然見背了。後開哥領我到禮頓山上最高處,向北默哀並鞠躬行禮,作為對父親逝世的喪禮。這是我們在香港時最悲痛的一件事。

我在南洋中學有二位同學,一位叫蔡文德,一位叫陳慶雲,碰巧在路上遇見,臨時暫住我們在禮頓山道的宿舍中。開哥有日來玩,與陳談起,悉陳認識沈鼎三。當時開哥與鼎三已失去聯絡,不明地址。自陳告知後,即函鼎三取得聯繫(此事我本不知,是鼎三1979年相見時告我始知)後不久鼎三兄來港工作。蔡中央軍校出身,聞在臺。陳慶雲前年在上海見到,曾去泰國探親,已返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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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比我們先到港,他被派管理七姊妹倉庫。庫存中有輛舊轎車。晚上無事我和承健到他庫中學開那輛轎車數次。我從此才會開汽車的。

有一次我和之國同到宿舍近旁的利舞台(Lee Theatre)看梅蘭芳的“霸王別姬”。旁邊正好是母女兩人,交談相識,她們家住榆園。女兒名叫黃書穎,河北大興縣人。父親在九龍海關工作。我那時廿三歲,也有點想交女朋友,所以我們後來就相互往來,看過電影,到南華游泳場劃過船。為時僅數月,我即調新加坡,又調緬甸,一直通信,曾談及婚姻,報告開哥,芳嫂曾與她們母女見過面,談過話,但聞可能因當時她家境關係,似已作舞女。我聞悉後自覺傷心,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我逃難回國,從此斷絕音訊,此事告終。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可說是又甜又苦的一個插曲罷!

在港時,我最喜歡觀看足球。幾乎每週要到南華球場或隃園球場,每場比賽必看。青年會發起的籃球賽,好像辦事處的同仁也組織過籃球隊參加過比賽。

我回憶曾隨開哥到九龍去拜見過晉生舅一次,坐談個把小時。那時他的法國夫人不知在北京還是回法國了。當時和生舅不在,去內地辦事了。晉生舅無後,如何下世,何時見背,我未有所聞。和生舅則大約在1960年左右在北京去世的。

芳嫂帶寧侄由上海來港時,我也去九龍碼頭迎接,那時好像是坐的德國郵船,當時可能是時局局勢關係,滬港西歐之間特別多的是德意等國的船隻。在港經年,有一件遺憾的事,是未曾坐過上山纜車。

香港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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